——忆傅雨田在江西省经济学会
王泓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历史界碑，也是思想、组织活动方式变化的一条界限。改革开放像一股暖流、一阵春风，使我省最大的学术群体——江西省经济学会得以复生。学会在组织、领导和活动方式尽管与历史上的学会一脉传承，然而却有着与时俱进的变化和迅速发展。学会恢复后的首任会长是原江西省委书记、常务副省长傅雨田同志。学会在他精心的领导组织之下，结合江西新的情况，确定了三项基本活动任务，即创办一个学术刊物《赣江经济》、搞一项经常性学术活动《双周座谈会》和创办一所《资本论》走读大学。实践证明，《赣江经济》在贯彻双百方针，沟通读者作者情感，活跃学术思想方面在我省起了风范作用，其短平快的风格，颇得广大读者的好评。刊物后来移交给江西社会科学院主办，在这基础上刊名改为《企业经济》，并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其作品大都以江西微观为主。《双周座谈会》作为学会的经常性和制度性的一项学术活动，紧紧围绕着我国尤其是我省的经济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沙龙式的讨论。但遗憾的是，此项活动未能定时地坚持下去。至于《资本论》走读大学则开办于1980年9月—1982年7月，学员脱产学习二年，以《资本论》为基本教材，兼学12门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应当说，这在我省我国教育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一种开创性的成人教育形式，而且那时师生及组织领导并没有“经济”目的和追求，其敬业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85名学员中至今仍在我省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从事理论经济教学研究者如汪玉奇、陈水秘、廖才茂、江建强、谢望礼等人已成为我省理论经济学上的学术骨干。此外在傅老亲自关怀、策划和指导下经济学会联系省8个民主党派还创办了《赣江大学》，至今仍然是我省一所知名的民办大学。另外，他还决定创办了一个广告公司，为经济理论实践的结合探索了一条新路。

但那时人们正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际。学会领导一班人中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不同程度地受过批判和冲击，身受新‘文字狱’的怨案之苦，内心世界总有些沉冤而且很容易在队伍思想上出现裂变。傅老作为会长他总能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学会班子一道开展工作。在学会活动中，第一，他从不谈论个人上的文革遭遇和不幸，耽心影响一班人；第二，有时在学术交锋中所夹着的往日恩怨杂音，他从不加以评论是非或偏袒任何人；第三，在漫长学术活动中，我们从未听到他向与会者透露过省里和中央的‘消息’。他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是团结学会一班人共同开展学会活动的极为重要条件。公平而论，如今回忆那段学会学术活动无愧地说是健康向上的。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好讲话表态，有一次讲学会有点“三化“即老化、僵化和官化。他得知后从不对我有异样态度。作为学会会长，傅老重视对班子尤其从事理论教学人员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有有意识地提出，让《赣江经济》避开专栏介绍几位副会长的生平业绩，以扩大他们的知名度，有利于他们开展学术领导活动。勿须讳言，知识分子是有名利价值观的，学人比商人不同的主要是名誉问题，当然有的学人既追名又追利，比商人还利害。在八十年代初，在刊物上公开为学者推荐‘包装’是带有开创的一种新潮。当时，我们还很难接收他这种创义。他说对你们我从不吹上台、捧上台，但要扶上台、帮上台嘛。事实证明，如此‘包装’是有利于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

学会组织是保证学会工作运转的基础条件。组织即人的问题，无非是人的素质、人与人的组成结构问题。所以，组织中的人选通常有年龄结构、特别结构、专业结构等问题需要解决。就年龄结构有四种年龄，即年代年龄、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职业年龄。那时我们学会同社会其它组织一样不太讲究职业年龄，往往照套老中青模式替代上述四种年龄。改革初期，人微言轻会长傅老年龄已六十余岁，副会长大都在四、五十岁左右。所以，无论从年代年龄还是职业年龄来看，这种年龄构成是符合当时通行的老中青结构要求的。美中不足的是性别结构问题。那时活跃经济学术舞台上的江大李定慧、党校黄复珍、师大薛妮玢等女士都是学术造诣很高的。愦憾的是，学会班子性别结构单一，清一色的男士。专业结构的突出问题是班子主要成员几乎都是从事基础理论教学研究人员工作的，因而他们在学术活动中往往偏重经济问题中的价值观和公平观，过多地阐释基础理论而不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此外在学会班子成员中仅有江西省经委和银行两位代表。他们从企业和银行的视角介绍了省里实际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理论来理论去的清淡现象。

学会的生命在于活动，而活动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笔者作为经济学会的首任秘书长知道，学会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个学风上往往有一种错觉，自以为我们已经有了理论，问题只是如何运用理论去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或偏见。从道理讲，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之间可能有一个立场、难点和方法应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并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个方向是理论，对理论本质做出新的概括和总结，使这个理论能够讲得通在实践上行得通，力求理论有理；另一个方向是方法指向实际，使理论本质与实际发生联系，以说明指导实际，力求理论有用。重要的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多中项、多环节的系列过程。不是说，一学习马克思价值就得说出商品的价值是多少或价格是多少，否则就认为不是理论过时就是理论无用。我们深有体会，傅老在主持经济学会工作时非常重视学会的‘学’字的并在‘学’字上去做足文章。他经常组织学会骨干如副会长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报告讲话。在他心目中，学会应该是“背靠马列，面对现实”。使铭刻在心的是，有一天傅老将我们学会几位副会长请到他二纬路某号的家中，让秘书给每人两本精装书，即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全集中的第46卷（上下两卷），并建议我们看一看后找个时间大家议论一下。我们确实议论了两次。但至今仍然揣摸不透他为什么从马恩全集50卷中只挑选46卷叫我们议论。所以，当时我们感到惊奇和意外。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大潮中确实促使一些人急功近利，过于浮燥，根本沉静不下来。这时，傅老赠书无疑对我们躁动情结是一副清醒剂。而且，作为学会的‘学’字是指学人或学术或学习尽管还没有阐释定语，然而其间显然包涵一个看书学习之意。学会人决不该是好甚角而不好读书吧。后来我们学会几个人一提到此事颇感傅老的赠书论书之举确实是他领导学习的艺术。

学习或办学是相联的。在傅老主持经济学会期间另一值得提及的是，学会办了两个‘民办’大校，即《资本论》走读大学和赣江联合大学。万事开头难，这恐怕是一条定律。记得在80年代初期赣江大学办在江西大学门口大道右侧、挨着省环保局的一栋两层小楼内。开办经费是头等大问题。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傅老点各副会长名说你们所在单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从江大经济系的事业费暂借500元，借款人江大历史系副教授欧阳（他代表民主党派）给我写了一张借款条。后来等赣江大学有了一定积蓄我催他还款时，欧阳却迟迟不愿还款并说这笔钱是赞助捐款！为此我不得不持借条向傅老诉说此事时，傅老笑着对欧阳讲，“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是不？”于是欧阳才如数还清了经济系的欠款。傅老讲话尤其是下级不一种平等感和商榷感。记得为赣江大学的领导班子、办校原则和学生管理教育等工作傅老没少操心。开学时他亲自出席讲话；每逢学会领导开会赣江大学都是一项应有议题。有几次傅老亲自到校参加会议拍板处理问题。后来赣江大学得到迅速发展，在江西大学旁边买了八、九亩土地，盖起了一栋四层教学楼，总算有了一个固定的办学校址，为该校后续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另一个《资本论》走读大学的挂名校长为江西省委书记马纪孔，两位书记是有默契分工的；所以，我也很少将该大学事情提到学会讨论。不过傅老一听到《资本论》走读大学时总认为一桩大好事，鼓励大家办好走读大学。当时福建、江苏、河南等五省专门来校取经，因而它在全国小有名气。

傅老重视人才培养，重视基础理论宣传学习是一贯的。九十年代中期，有一天傅老把我叫到他的宿舍，指江西出版社刘国藏局长介绍说他们两位是出版社的，他们想策划出版一套《画说<资本论>》。你对《资本论》有研究，他们想听听你对策划的意见。记得我说《资本论》作为经济属于抽象思维，然而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都是认识大千世界的两种基本思维方式。因而我是赞成用绘画方式创作一部形象《资本论》，等等。后来不久，出版社另外两位同志又在我的宿舍再深入地讨论了一次。所以，作为该书的编委我仅只参与了两次‘策划’工作。后来该书由北京顾海良等一批专家作为文字创作，并由我省著名画家蔡超组织五十余位画家绘画，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因文图并茂，质量上乘而获图书奖。我们今日回忆起来此事不能不提及傅老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他的关心、组织和指导为该书出版创造了重要条件，也正是由他的推荐使我有一次学术服务的机会。然而这部著作并没有留下他的名字，该书首发式也未见到傅老出席。但他确实是一位无名策划、无名编辑，有如他在领导学会所作的三项历史性工作一样，他这种默默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重！傅老是一位德高重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而又从不显示自己的人。